毛主席工作照。1963年11月22日，毛泽东主席批示《枫桥经验》
50年来，浙江省、绍兴市、诸暨市及枫桥镇对“枫桥经验”十分珍惜、倍加爱护，始终坚持“枫桥经验”的基本精神不动摇，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，不断丰富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，使之与时俱进，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，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。实践充分表明，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，“枫桥经验”都在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彰显了独特优势，发挥了积极作用，是我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宝贵财富。
——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，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和帮教失足青少年的成功经验。三年困难时期，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，人口流动频繁，流窜犯罪突出，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很大压力。1965年，枫桥干部群众着眼于大局，立足于就地改造，主动将本地外出人员寻找回来，有效地教育改造了22名流窜犯和41名懒汉“二流子”，创造了就地改造流窜犯的经验。70年代初期，由于受“文革”的影响，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。公安部、省公安厅及时派人总结了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》、《正确执行党的政策，做好“可教子女”工作》等一批典型经验。枫桥帮教工作的开展，为以后全国广泛实施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工程作出了示范。
——十年动乱结束后，枫桥在全国率先给“四类分子”摘帽，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枫桥对经过长期有效改造、表现好的“四类分子”摘帽，并总结了摘帽工作经验。省公安厅党委就此向省委、公安部作了专题报告，认为：“枫桥区在对‘四类分子’进行改造的同时，对改造比较好的‘四类分子’摘帽的经验是可行的，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。”1979年，中央下发了pt电子游戏：做好“四类分子”的评审摘帽工作的文件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摘掉一顶帽，调动几代人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》的长篇通讯，报道了枫桥依靠群众把“四类分子”改造成好人，并给其摘帽的经验，推动了全国落实“四类分子”政策的顺利进行。
——改革开放后，枫桥坚持专群结合，群防群治，预防化解矛盾，维护社会治安，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。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，枫桥干部群众在合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，及时把坚持“枫桥经验”的着力点放到了维护社会治安上，注重加强农村治保会等组织建设，率先制定了《治安公约》(即新时期村规民约的先声)，普遍开展法制教育，在实践中先后探索形成了“四前”工作法(即：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，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，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，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)和“四先四早”工作机制(预警在先，苗头问题早消化；教育在先，重点对象早转化；控制在先，敏感时期早防范；调解在先，矛盾纠纷早处理)等，依靠群众就地消化了大量纠纷矛盾和一般治安问题，基本上做到了“小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镇，矛盾不上交”，形成了“矛盾少、治安好、发展快、社会文明进步”的良好局面。1998年11月，省委批转了绍兴市委、省公安厅党委《pt电子游戏：推广枫桥新经验，更好地维护农村稳定的报告》，在全省推广枫桥的做法。
——进入新世纪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，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坚持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，使其逐步形成了深化平安建设、维护和谐稳定、推动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。省委、省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“枫桥经验”这面旗帜，始终把坚持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作为建设平安浙江的总抓手，多次召开会议、下发文件，对全省各个领域学习推广“枫桥经验”的工作进行部署。2003年11月、2008年11月，中央综治委、浙江省委先后联合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“枫桥经验”40周年、45周年大会；2009年6月，省委召开全省坚持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深化基层平安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，全面推进坚持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、深化平安建设各项工作。特别是2004年5月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的决策部署后，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，坚持和发展“枫桥经验”，发挥政治优势，相信依靠群众，加强基层基础，就地解决问题，减少消极因素，实现平安和谐，创造了综治工作中心、综治进民企、“网格化管理、组团式服务”等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特色工作，建立了“治安联防、矛盾联调、问题联治、事件联处、平安联创、管理联抓”的新机制，使“枫桥经验”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，在原有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，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、加快建设现代化浙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